潘璠

    6月2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民间投资政策落实专项督查工作汇报，强调要强化责任追究，建立严格的对政府违约和政策不落实的问责机制，提高政府公信力。
    一段时间以来，民间投资增速下降问题引发社会普遍关注。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民间投资增速曾在较长时间内，以超过全国投资增速2-4个百分点的幅度增长。民间投资与全国投资的两条增长曲线，也曾经在很长时间内保持着近乎等距的平行态势。但从去年以来，两条曲线的距离明显缩小，且从去年下半年到年底，呈现出基本重合的态势。今年以来，两条曲线则更出现了明显反转，民间投资增速曲线低于全国投资增速曲线并渐行渐远，差距越来越大。1-5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额为11.6万亿元，同比增长3.9%；增速比2015年全年的10.1%降低6.2个百分点，亦比同期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9.3%的增速降低5.7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占全国投资的比重为62%，同比下降3.4个百分点。
    针对民间投资增速下行的现象，最近一段时间，业界人士从政府诚信、简政放权、办事效率、市场秩序等方面作了各种分析，提出许多改善投资环境、调动投资者积极性、激发民间资本内生动力的建议。而本月中旬，《第一财经日报》在头版刊发的一篇重点报道，则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了民间投资中的问题。报道分析，东部地区民间投资增速相对较高，既与东部市场化程度和转型升级程度有关，也与房地产市场的变化有关，如广东省近年来近半民间投资投向了房地产领域，南京、厦门、合肥、苏州等二线城市房价的快速上涨，也促使更多民间投资涌向房地产领域。报道称，一些业界人士担心，房子半年就升值很多，谁还去投资做实业？
    虽然全国民间投资的宏观数据尚难以细分出房地产投资的规模、速度，且民间资本对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的投资仍保持了相对较大的规模和在平均增速以上的速度，但担心民间投资过多投向房地产而忽视了实体经济却并非没有道理。因为民间投资增速下行的这一年多来，也正是本届政府大力强调并推进简政放权、简化审批手续的时期。所以，仅从市场化程度、办事效率、政府诚信等等方面，还不能解释民间投资增速明显下降的全部原因。
    而值得关注的是，民间投资增速下行的这一段时间，也恰恰是各地放松楼市“双限”，央行等部门采取一系列刺激楼市调控措施的时期。在这段时间内，全国房地产市场也出现了明显反转，商品房销售面积及销售额由降转升，累计涨幅在今年4月份分别达到36.5%和55.9%的最高点，销售额涨幅高于销售面积涨幅近20个百分点，表明均价有了较大幅度提升。同时，与全国投资增速中西部快于东部的趋势相反，民间投资增速和房地产销售增速则均呈现出明显的东、中、西态势。今年1-5月，东部民间投资增长8%，增速分别高于中部和西部2.3和6个百分点；东部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40.4%，增速分别超过中部和西部7.2和20.1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额增长62.9%，增速分别超过中部和西部19.1和42.5个百分点；东部商品房销售额增幅高于销售面积增幅20个百分点以上，差距之大也大大超过中西部，表明其均价上涨幅度也大大高于中西部。民间投资和房地产市场走势在区域特征上的吻合，也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巧合。
    以上数据或可以印证一些业界人士对房地产影响民间投资实体经济的担心。同政府和国企投资相比，民间投资显然更加把投资回报放在决定性位置。回报的周期越短，回报率越高，就越具吸引力。虽然一些三四线城市房价依然走低，库存积压严重，但东部地区、特别是一二线城市房价快速走高，必然吸引更多社会资金流向房地产市场；而在取消或弱化“双限”和加杠杆背景下的商品房销售大涨，也表明投资性购房在主导楼市走向上的作用越来越大。这不仅会加大楼市的泡沫和潜在金融风险，降低民众的实际购房能力，也会导致部分宝贵而有限的民间资本集中并滞留在楼市，从而使关系国计民生、需要大力发展的更新换代产业、高技术产业、重大装备制造业等等难以得到必要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投入，延缓和迟滞转型升级的步伐，对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和良性循环产生不利影响。
    虽然投资者追求投资回报最大化无可厚非，但宏观调控则应在东部地区特别是一二线城市继续坚持住房的居住属性，抑制房价上涨，在满足刚需和改善性需求、防止泡沫风险的同时，也使更多民间资本规避被楼市泡沫套牢的风险，并使实体经济的发展获得更多的投资和资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