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建光

　　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经贸盛会，第二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吸引了600余家中外企业参展，同比增长约20%；参展国别近70个，境外参展商占比从首届的26%上升至32%；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企业分别增加42%、46%和70%。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全球性挑战复杂交织的大背景下，倡导并践行开放合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强劲，成为中国“搬不走的优势”，也将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持久驱动力。

　　高水平开放增强中国市场吸引力

　　近年来，我国扩大市场准入，提高外商投资自由化水平；持续促进合作畅通，完善国际合作机制，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实施全国版和自贸试验区版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等，一系列扩大开放的有力举措取得了积极成效。今年前10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5.2%，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增长11.8%。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0月份主要经济数据显示，消费、服务业、进出口等显著改善，就业与物价稳定，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因素持续增多，有效提振了市场信心和活力。随着一揽子增量经济政策落地见效，越来越多的外资机构表示将加码布局中国资本市场，以更大力度投资中国。

　　与此同时，中国的开放政策也拓展了全球消费市场空间，增强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保障了资本、人才、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一方面，在政策的支持下，中国企业加大出海力度，“走出去”拓展海外发展空间，实现全球布局，成为支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力量。例如，近些年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显著上升。2023年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高达251.2亿美元，达到历史新高。越南的表现尤其引人瞩目。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强化了外商投资持续流入越南的趋势，2023年越南FDI（跨境直接投资）注册资本为185亿美元，创历史最高水平。除了日韩投资之外，中国诸多制造业企业也将越南作为躲避美国关税、转移生产的首选目的地。从出口产品结构来看，中国中间产品的出口份额持续上升，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的影响。

　　另一方面，中国出口企业也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不断提升中国企业竞争力，通过产业升级、贴牌转口等方式继续维持自身的市场份额。笔者注意到，被认为最容易实现产业链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中国的出口份额中也并未明显下滑。一线的反馈显示，即使是服装、鞋子等传统行业，单个产品的附加值都在明显上升。从较长期的数据来看，中国经济的开放度并未因为科技封锁、关税壁垒的影响而下降；2023年中国货物和服务出口占GDP的比重甚至高于2018年。中国商品在全球出口市场的份额也同样较2018年有所增长，反映出口部门保持了强劲竞争力。从出口结构看，东盟替代美国和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即使从中美贸易来看，2023年中国商品占美国进口市场的份额较2018年确实有所下降，但绝对规模仍然超出2018年的水平；从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来看，2023年的3361亿美元也高于2018年的3233亿美元。

　　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

　　产业链供应链是工业经济的命脉，其稳定畅通对工业经济平稳运行至关重要。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0月份，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增速较9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已连续两个月回升，对工业生产的稳定恢复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其中，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1.3个百分点，连续15个月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有力带动了上下游行业发展；主要装备行业中，产业链较长的电子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5%，今年以来连续两位数增长，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为20.0%，居工业各大类行业首位。

　　笔者认为，当前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亟需完善，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稳固，如何持续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补链、扩链、强链，关乎国家经济安全，更关乎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运行情况的监测调度，强化区域间、上下游协调联动，着力疏通卡点堵点，全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循环畅通，在国际合作中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

　　首先，科技创新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的根本动力，也是突破“脱钩断链”“小院高墙”的战略选择。近年来，我国的高技术制造业保持较快增长，助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年10月份，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4%，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4.1个百分点。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速为10.6%，连续12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集成电路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敏感元件及传感器制造等高技术行业蓬勃发展。这表明，中国产业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同时，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丰富的应用场景、完善的产业配套体系也为跨国公司创新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其次，数字化智能化是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的重要方向，蕴含着巨大有效投资需求。近年来，中国政府积极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加快先进适用数字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在中国转化落地，企业数字化水平大幅提升。

　　再次，中小企业在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强链稳链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要深化中小企业合作，促进产业上中下游衔接、大中小企业融通、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优化开放合作空间，帮助中小企业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冲击

　　笔者以为，面对关税壁垒、科技封锁等因素对中国的短期冲击，一方面中国应该立足超大规模市场，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深化国际分工协作，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全球布局；另一方面，需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特别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稳定总需求。

　　就中长期而言，中国更需要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扩大开放，推动改革，提升综合国力。

　　外部的不确定性和通缩压力也意味着国内逆周期调节政策力度仍需加强。考虑到汇率贬值已经约束货币政策放松的空间，财政政策需要在稳增长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已经推出的总额12万亿元地方债务置换安排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不仅仅金融和财政风险下降，地方政府现金流改善还可以通过偿还企业欠款等方式改善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推动需求回升，提升市场信心。

　　当下还需加大财政刺激的力度，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进一步扩大赤字、扩大专项债和特别国债的发行规模仍然是必要的。此外，与财政刺激的规模相比，财政刺激的投向可能更加重要，除了继续扩大“以旧换新”支持消费品和设备更新，更大力度提升低收入人群补贴，乃至大范围发放消费券直接提振消费，都应该是应对复杂变局的后备选项。

　　从中期来看，面对外部压力，中国可以在三个层面上加以应对：

　　其一，应该坚持自由贸易的取向，继续推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经贸往来，为美国市场空间缩小之后出口部门的调整创造便利条件。对中国出口企业开拓新市场可能面对的一些风险，财政部门可以在符合国际规则的情况下，通过对出口信保实施补贴等措施适当帮助企业分担成本。应该继续加大支持中国企业全球布局。即使在美国等对华采取极端措施的情况下，海外布局有利于中国企业降低风险。

　　其二，鉴于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重点正在从货物转向服务、投资和数字贸易，从关税等“边境措施”转向公平竞争等“境内制度要求”，中国应该积极参与新一代经贸协定（如CPTPP）的谈判，以开放促改革，推动国内扩大投资准入、增加服务业开放、所有制竞争中性等体制改革，并加快发展数字经济。这些改革的进展，不仅会使得贸易部门更好地参与国际分工，也会提升中国整体经济竞争力。

　　其三，在2024年中国货物贸易盈余即将创出历史新高、贸易盈余占GDP比重反弹之际，中国还需要推动收入分配改革、完善社保制度、提振内需和消费、降低过剩储蓄。在房地产部门经历深度调整之后，找到经济新引擎既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也有利于中国经济实现对外部的“再平衡”。

　　（作者系中国统计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