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谈研发支出核算方法改革
■ 本报记者 鄢来雄/文   

        7月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研发（R&D）支出核算方法改革后修订的GDP核算数据，新的核算方法将研发支出由传统的作为中间消耗，修订作为固定资本形成。这项重大改革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热议。研发支出核算方法改革的意义何在？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哪些影响？对完善我国核算制度改革起到什么作用？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教授。
优化国民经济核算与世界同步
记者：我国为何要对研发支出核算方法进行改革？
    　　胡鞍钢：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许多经济政策制定者、经济研究学者和经济统计从业人员，都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原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不合理之处提出了改进建议。与此同时，联合国也在2009年正式发布了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8SNA），这是基于多年来全球各方对于原有核算体系不足之处的一次重大修正。
    　　本次修订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中国经济统计体系向最新国际标准迈进的重要一步，可谓标志性事件，使我国优化国民经济核算迈出了一小步，成为创新驱动发展“指挥棒”。
    　　此次中国修正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立在政府统计部门对2013年经济普查等各项基本数据准备、口径修正、数据调整和质量控制的基础之上，是一次重大的体系更新。本次调整基本上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核算发展改革同步，体现了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于经济数据质量的更高要求和把握国民经济运行的重大进步。
为创新发展提供完整指标体系和数据保障
记者：根据新的研发支出核算方法，研发支出由原来作为中间消耗，修订作为固定资本形成，是否为了更好地反映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而激励研发投入，推动创新发展？您认为这项改革对中国会产生哪些影响？
    　　胡鞍钢：总体上来说，此次修订能更好地反映知识资本、技术创新、科技研发等活动，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具有正面影响。它的最重大意义还在于使人们对于知识创新、知识投资的本质认识产生深刻变化，从仅作为成本支出的所谓“白白花钱”，变成切切实实的知识资本形成。就此而言，此次修订将为中国未来的创新发展提供一个基本性的统计方法和数据保障，对创新发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都将发挥巨大作用和深远影响。
    　　从经济发展“指挥棒”意义上看，研发支出核算改革，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的关键一环。与之相对应，在国家“十三五”规划中首次采用科技进步贡献率指标，2015年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为55.3%，到2020年提高到60%。此次修正具有重要价值，对于促进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具有导向作用和激励作用。
    　　研发支出核算改革，可以为创新发展提供一套完整的指标体系和数据测度方法，使得创新驱动发展真正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指挥棒”。
引领地区经济核算方法和体系改革
记者：这次推出的研发支出核算方法改革，目前还只是在国家层面实施，如果以后推广到地方，是否会激励各地加大对研发的投入力度，进一步推动创新发展？
    　　胡鞍钢：研发支出改革对于地方正确认识资本积累率和科技进步贡献率等，都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倡导地方将研发支出投入摆到更为正确和核心的地位上，并制定具体的管理措施和保障手段，来激励企业研发支出的积极性。
    　　此次研发支出核算方法的改革，对于未来建立一个和全国核算体系相协调的各地区经济核算方法和体系，起到了引领性、根本性、框架性的作用。这项改革也对我们更精准地测量各地区新经济规模、形态，提供了基本的保障。
促进创新驱动发展 激励研发投入
记者：从发布的结果看，近年来，我国研发支出增长较快，这是否与政府政策导向有关？未来加强研发投入还需要在哪些方面下功夫？
    　　胡鞍钢：过去十几年中国研发支出增长是世界最快的国家之一，从2000年的896亿元增长至2015年的14220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20.2%，超过名义GDP增速（13.6%），增长弹性为1.48，即名义GDP增长一个百分点，研发支出增长1.48个百分点。
    　　目前我国的研发投入强度，已经达到了GDP比重的2.10%，在全球发展中国家属于较高水平，但还是低于许多发达国家。此次修订不只是创新驱动发展的“指挥棒”，更是增加研发投入强度的“促进器”“加油器”。其中对占全国研发投入总量近八成的创新主体——企业将给予极大的激励作用。
    　　现在的问题是，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严重不足，只占全国研发投入总量比重不足5%。研发支出结构也存在严重失衡的问题，研发支出大部分还属于开发层面，也就是原创性技术、产品的开发、技术的发展等方面，而针对前期的基础性理论、基础性工程的研究投入仍显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