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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的根在瑞金”_中国信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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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4年06月12日 08:49:08

“统计的根在瑞金”

——重温毛泽东苏区调查精神系列报道之瑞金篇
■ 本报记者 彭嘉陵 鄢来雄
 
    瑞金,曾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全国性的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有“红色故都”之称。“瑞金是共和国的摇篮,也是新中国统计事业的摇篮。”新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前身即诞生于此。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参观考察了苏区之后,明确指出“统计的根在瑞金,统计的魂在寻乌”。
    带着马建堂局长的嘱托,带着统计人赋予的使命,调研采访组踏上了统计“寻根”之旅。
 
    上篇 苏区中央政府调查统计局
    统计机构成为临时中央政府重要的职能部门
 
    毛泽东长期以来一直高度重视统计调查工作,把调查工作放在极其突出的位置,他不仅自己亲自作了大量调查,也十分注重统计机构的建设。
    1931年11月7日,中央苏区临时中央政府刚成立就设有调查统计机构——在劳动人民委员部的失业工人介绍局和经济评判局内,设有一个统计科。1933年4月,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设立了专司调查统计职责的调查统计局(科),并成为“最主要的机关”。
    瑞金市统计局局长刘瑞林介绍说,据考证,调查统计局就是国家统计局的前身,履行国家调查统计职能。调查统计局位于江西省瑞金市沙洲坝杨屋村。
    5月9日,调研采访组一行来到沙洲坝杨屋村革命旧址群,参观了2004年修复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调查统计局旧址。
    调查统计局旧址坐落在各部委旧址之中。修复后的旧址为一前后小院,房屋为砖木结构,有一个大厅,两间厢房,占地200平方米。左厢房是局长办公室兼住房,右厢房是工作人员办公室兼资料室。虽然今天看起来比较简陋,甚至有点“寒酸”,但81年前,这里曾是毛泽东了解当时苏区、战区全面情况的重要中枢。
    调查统计局的工作职责是:管理全国工农商矿、交通、运输及一切关于国民经济的调查与统计事宜。隶属于人民委员会(即人民政府),直属于同级国民经济部和上级统计机构,同时受同级执行委员会及主席的指导和监督。这最后一条,说明当时的统计机构直接对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负责,地位颇高。
 
    调查方法科学实用
 
    作为我党调查统计工作的倡导者和奠基人,毛泽东指出,调查统计必须有明确的目的,要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紧密联系各项工作和斗争的实际开展调查统计活动,从而为制订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提供可靠的依据,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为了使调查统计获得更好的效果,毛泽东和广大统计人员十分注重方式方法,为调查统计工作总结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法制度和工作要求,并在整个调查统计机构和广大统计人员中普遍推行。
    中央苏区时期,统计调查方法多种多样,常用的有:
    1.为定期取得基本统计资料而采用的全面统计报表;
    2.为调查某一时点社会经济现象的总量而进行的普查;
    3.为了解基本情况而对总体中一些重点单位进行的重点调查;
    4.按照调查目的和要求,有意识地选择若干有代表性的典型单位所进行的典型调查和抽样调查。
    在长期的调查统计实践中,他们创造了一套科学、实用的调查统计方法:
    1.运用典型调查方法,“解剖麻雀”;
    2.运用对比方法,认识事物,分析问题;
    3.随机性调查和突击性调查并重;
    4.注意调查的连续性;
    5.调查方法主要采取开调查会和制发统计表开展调查。
    调查统计局还通过制发统计报表、统计图,开展统计分析,及时发布统计资料,反映战争和建设动态,从制度上完善调查统计,为战争和苏区经济建设服务。每项大的调查统计都制定调查统计大纲。如:1931年1月红军第三军团制定的《赤色区域社会情况调查统计报告大纲》,1933年11月10日红军政治部制定的《社会情形调查大纲》。
    为了准确及时反映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战争状况,调查统计局制发了许多统计报表。目前查找到的可大致归纳为:
    1.社会、经济统计表,主要反映苏区社会基本情况与群众基础状况,苏区经济状况,反映武装斗争胜利成果等;
    2.军事统计表;
    3.党团及群众组织统计表。
 
    调查内容丰富多样
 
    苏区时期,统计机构在军事统计、粮食统计、人口统计和社会经济统计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对土地革命、军事斗争和经济建设产生了各方面的积极作用。
    苏区各级领导都十分注重统计调查工作。主管调查统计的中央领导甚至要求调查统计局不仅要统计“红区”的情况,还要将统计调查的范围扩展至“白区”。
    许多地方的党组织把调查统计视为“中心任务”;红军每到一地,必先开展调查工作;政府系统在机构、人员极其精简的情况下,统计机构和统计工作却得到不断强化,如蕉平县苏维埃政府机构设置中,还把调查委员会摆在首位。
    在特殊的战争年代,军事干部更是对调查统计工作格外重视。
    据瑞金市委党史办原副主任刘良介绍,林彪、罗炳辉等苏区军事将领都十分重视战前战后的调查统计。他们认为,战前的调查工作对于取得战斗的最后胜利至关重要。“真实的统计数据非常关键!统计的数据来不得半点虚假!”罗炳辉将军甚至要求每一个营,每一个连,都配备统计人员。有时候,统计人员为了弄准一个数据,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战斗结束后,部队也会及时花费大量的精力去作相关统计,包括双方的武器、人员伤亡情况,等等,以便分析敌情,以利下次战斗。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统计史陈列馆”,记者看到历次“反围剿”前后的双方兵力对比情况的军事统计表,反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经济状况的工、商业和兵工企业相关登记表,以及党团和群众组织的统计表,等等。这些统计数据为当时的党政军群领导机关制定政策和策略,部署工作提供了必需而可靠的依据,起着重要的咨询和参谋作用。
    1934年1月21日,二苏大在瑞金召开,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长达2万余字的报告。报告内容涵盖了苏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方面面,成为苏维埃政府出台相应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而这里面所涉及的一笔笔详实的数据,是通过艰苦调查、认真统计所得来的。其中既有毛泽东自己亲自作的调查,如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也有苏区统计调查机构提供的数据。

    调查报告、统计分析针对性强

    此外,统计工作者还经常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运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写出许多非常有价值的调查报告和统计分析报告。其中主要有如下几种类型:时效性、针对性很强的进度型统计分析报告;专题统计分析报告;反映计划执行情况、总结完成计划任务的典型经验,提出新的计划目标的统计分析报告。
    为在赣南、闽西地区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政权,各级领导干部也进行了广泛的、综合性、专题性、有针对性的统计调查,为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正确决策的科学实施提供了大量调查统计报告。其中,由于当时红军受到严重损失,红军扩大武装成为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统计就围绕这项工作开展统计分析。
    为了更好发挥统计资料的作用,对于能够公布的统计数据,当时苏区调查统计机构就已形成了一套比较规范的统计资料发布的制度。其中有以下几种:
    一是定期公布有关统计数据;二是发布专题统计公报;三是以发表工作总结或统计分析报告形式发布统计新闻。
    这些统计资料及时反映苏区武装斗争及根据地巩固发展的成果以及国内外革命形势的发展,为革命战争提供了优质服务。
 
    下篇 毛泽东在瑞金期间的调查活动
 
    虽然成立了调查统计局,但毛泽东自己对于调查并未放松。在瑞金的将近6年时间里,他进行了约20次大大小小的各类调查。有的写成了调查报告,如《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有的是为当时的主要工作进行的专门调查,如为查田运动,为农村阶级分析,为二苏大会议等,写出了文章或报告、决定,等。
    下面大体列举毛泽东在瑞金期间的几项大的调查,由此可见其调查活动之一斑:
    1931年4月2日,毛泽东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发出《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提出了“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
    1933年2月,受中共中央局之命,负责查田运动,率王观澜等到瑞金叶坪乡进行查田试点工作。6月,在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会议暨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上,作查田运动报告。在此基础上撰写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后来被临时中央政府批准,作为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和纠正查田运动中错误的依据。
    11月,远赴兴国县和福建上杭县,作了两次著名的调查: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
    1934年4月下旬,从瑞金武阳到会昌文武坝,对粤赣省的工作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6月,在红二十二师政委方强的陪同下,视察中央苏区南线战场。
    9月中旬,从瑞金云石山出发,经黄龙潭头徒步抵赣南省于都县城,对赣南省的工作及中央苏区北部战线进行考察。20日,致电周恩来,报告于都、信丰等地敌我双方战斗情况。
    10月上旬,在于都县分别召开工人、农民、乡村干部座谈会,进行社会调查。
    这些调查中,查田运动、“扩红”支前调查、长冈乡和才溪乡调查等是毛泽东在瑞金期间做得比较深入的调查。
 
    查田运动和《怎样分析农村阶级》
 
    查田运动是毛泽东在瑞金期间所做的最为艰难的调查之一。
    1931年1月,王明照抄国际决议,照搬苏联经验,强制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从肉体上消灭地主,从经济上消灭富农的“左”倾土地政策。1933年2月,为贯彻这套“左”倾土地政策,王明等对毛泽东进行“严厉批评和谴责”,责成他“必须在苏维埃系统中,以政权的力量贯彻查田运动”,作为他“改正错误的考验”。毛泽东隐忍为党,被迫领导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
    他坚持从实际出发,从大局出发,实事求是,在极端艰难的处境中,力所能及地把查田运动引向健康的方向,尽最大努力把“左”倾错误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他对查田运动采取经过调查、进行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的做法。
    1933年春,毛泽东派人到叶坪乡进行查田运动的试点,亲自到叶坪乡视察调研,把叶坪乡查田运动的经验推广全县。通过试点,毛泽东获得了如何划分剥削阶级成分、区分剥削方式、时间和数量,以及如何区分地主同富农、富农和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的界限等方面的重要经验,对于指导查田运动的全面开展和正确方向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此期间,毛泽东撰写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关于土地斗争中的一些问题的决定》,使土地革命运动的开展和土地政策的制定有了事实的依据。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明晰地提出了如何分析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的原则,作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文章不仅对中央苏区的土地改革工作起了指导作用,在全国解放战争期间又经中共中央重新印发,成为当时土地改革工作的指导文件。
    《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对当时遇到的20个实际问题作出具体的规定和解释。“这样打击面就可缩小,拥护的人就多了,可以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地主、富农则下降到百分之五左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几乎在写作两篇文章的同时,在八县查田运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的报告。由于他通过调查掌握了详细情况,所以他很有针对性地讲到查田运动是查阶级,不是按亩查田。按亩查田,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因此不得挨家挨户去查。
    对划分阶级,他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强调了两个区分:严格区分中农和富农,也要区分富农和地主。
    他提出“富裕中农”这个概念,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创见,说明毛泽东对中国农村阶级状况的认识更加细致和切实了。以后,他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不断发展,对正确处理中国土地革命这个异常复杂的问题起着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深入广泛调研基础上,1934年,毛泽东在二苏大报告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土地革命的阶级路线。
    可以说,毛泽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革命的阶级路线,是在过去作了广泛深入的农村调查的基础上提出的思想。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土地革命是一个主要内容。从1927年10月至1928年7月间,毛泽东一边指挥武装斗争,一边深入调查研究农民问题。他先后搞了永新调查、宁冈调查、闽西调查和兴国调查,基本了解了湘赣边区的土地占有状况和农村阶级关系。这次结合查田运动,对农村各阶级进一步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
 
    从瑞金专程赴福建才溪乡调查
 
    福建上杭才溪乡调查,是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一次著名的社会调查。此时,毛泽东已任中华苏维埃主席,正在为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毛泽东专程到福建才溪乡作社会调查,是紧接着到兴国县“长冈乡调查”之后的又一次专门的典型调查,用今天的话说算是一次“跨省”调查。其目的是为了总结和推广基层工作经验。
    1933年11月下旬,毛泽东率领中央通讯排警卫班的战士,从瑞金出发,经福建长汀水口、上杭、官庄,150公里长途跋涉,风尘仆仆来到才溪。一来到才溪,他就找了区乡干部,在才溪区苏维埃政府召开座谈会。在会上,毛泽东倾听了干部关于才溪人民扩大红军、优待红军家属、政权建设、生产支前、经济建设、物价对比、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情况汇报。毛泽东根据自己列出的提纲,一边记下笔记,一边又和干部们展开讨论。毛泽东问:当兵是怎样去的?对红军家属如何照顾?选拔干部是如何进行的?如何组织妇女、老人搞生产建设的?干部们一一作了回答。
    随后毛泽东还相继召开了工人代表、贫农代表、耕田队长等调查会。在工人代表会上,毛泽东关切地询问了才溪工会的组织情况和工人的生活情况。
    通过十多天的广泛深入调查,在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才溪乡调查》。
    毛泽东的才溪乡调查,其方法正如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的“调查技术”中所指出的那样,“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要定调查纲目”,“要亲自出马”,“要深入”,“要自己做记录”。根据参加过毛泽东才溪调查会的老一辈回忆,当时毛泽东问得很具体,细致,态度非常平易近人,非常谦虚。会上有问有答,有讨论,风趣幽默,会开得很活跃。
    例如调查物价,猪、鱼、鸡、鸭、蛋、木、铁、布、盐、茶、纸、油等在暴动前后价格的讨论,一概问个齐全。当问到土纸暴动前后的价格时,与会者答不出来,区苏干部只好特地到附近的消费合作社问工作人员,回来再告诉他。毛泽东听后一一做了笔记。

    “扩红”调查,最“好问”的人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当时红军受损严重,红军扩大武装成为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毛泽东高度重视“扩红”工作,十分关心红军家属。
    据瑞金市原党史办主任刘良介绍,有一次,在召开红军家属代表大会的时候,毛泽东听说武阳村一个曾接受过他调查的拥军支前模范被炸死了,他觉得很震惊。他说“我要去看望一下”。后来,他了解到,这个拥军支前模范为了支援前线,曾经累病晕倒在自家的田埂上。为此,毛泽东流了好几次泪。他特意交代武阳村的干部说:“这个拥军家庭,受了这么大的损失,作出了这么大的牺牲,一定要给这个家庭定额补助,把她的儿子和老人照顾好。”这个举动在瑞金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特别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红军受损严重的情况下,有效地促进了苏区的“扩红”工作。因为老百姓认为“我为革命献身献力,是能得到党和政府关照的”。在“扩红”支前活动中,出现了“八兄弟当红军”的典型,在中央苏区影响很大。
    为了进一步了解苏区的“扩红”支前情况,毛泽东还深入闽西才溪乡调查。有一次,毛泽东来到烈士林俊家,了解他家的生活情况。听说中央首长亲自来访,本来就有点口吃的林父,这时由于激动,结巴得更厉害了:“还……还好。”看到他着急成这个样子,毛泽东连忙拍着他的肩膀说:“老人家,慢慢说。”顿时,林父眼里闪出了泪花。毛泽东指着光荣匾和“红军家属优待证”,问起了优待情况。老人的媳妇说:“好处多着呢。”然后一一列举了诸多好处。
    很快,越来越多的群众把房子挤满了。毛泽东建议把调查会搬到屋外。他大声问道:“扩大红军是强迫的吗?你们让自己的孩子和丈夫当红军吗?”群众众口一词答道:“一人参军,全家光荣,谁不喜欢当红军呢?”区苏主席接着众人的答话告诉毛泽东:“我区一家两人参军的有200户,三人参军的有46户,四人参军的有7户,五六人参军的各有1户,夫妻同去的有8户。全部青壮年男子百分之八十八都上前线了。”(下转2版)
    听完了区苏维埃主席的介绍,跟随毛泽东一起来的《红色中华》编辑王观澜在一旁激动地说:“才溪乡的‘扩红’,证明了‘群众不愿当红军’是瞎说啊!”
    这时,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道:“是啊,一切结论都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如果对某个问题不作切实的调查就发言,那是闭着眼睛说瞎话啊!”说完,他又问道:“大家的日子过得好吗?”
    群众再次异口同声地答道:“好!”
    “我们这里每片田塍都种上杂粮,大伙还开荒辟岭呢。以前整年做牛做马,还是衣食无着落;现在分了田地,我们的柴米油盐都不用愁了。”区苏维埃主席又补充道。
    毛泽东越听越兴奋,他又继续发问道:“合作社好吗?”
    “合作社最好!方便了大伙,又节省了劳力,我们还可自愿入股,赚钱大家分。”
    事后,警卫员陈昌奉满怀敬意地对毛泽东说:“主席,乡亲们都说您是世界上最‘好问’的人。”
    毛泽东听了微微一笑,弹去手头燃尽的烟蒂,平静地说:“搞调查嘛,自然要多问几个为什么:一问不明可再问嘛,再问不明还可三问嘛,直到问明,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为止。凡事都要多问和多思考。我们进行调查研究,并非只是占有材料,而是要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在毛泽东的倡导和带动下,到群众中去做实际调查成为苏区干部一种普遍的风气。
    虽然建立了调查统计机构,有大量统计数据报上来,但毛泽东仍然亲自作了许多详细调查。正如他在《兴国调查》中所说:“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像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即是说,如果没有到现场去看一看,只凭几个数据,仍是不可能对真实的情况有透彻的了解,或者说,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从寻乌调查到苏区调查统计机构的设立,中央政府统计调查事业逐步形成了一种成熟的模式,提供了大量统计资料,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汗马功劳;统计调查机构得到逐步完善,为新中国统计事业的奠基打下了良好基础。
    从寻乌到兴国,再到瑞金,调研采访组一路追寻着毛泽东调查研究的足迹,追寻到新中国调查统计的发端和渊源,这就是毛泽东在苏区为中国统计打下的根基。毛泽东的苏区调查精神,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中国统计人学习借鉴。毛泽东的苏区调查精神,仍将激励今天的中国统计人在调查统计中,“深入实际、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科学严谨、认真细致”,为中华民族的崛起添砖加瓦。
    听完了区苏维埃主席的介绍,跟随毛泽东一起来的《红色中华》编辑王观澜在一旁激动地说:“才溪乡的‘扩红’,证明了‘群众不愿当红军’是瞎说啊!”
    这时,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道:“是啊,一切结论都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如果对某个问题不作切实的调查就发言,那是闭着眼睛说瞎话啊!”说完,他又问道:“大家的日子过得好吗?”
    群众再次异口同声地答道:“好!”
    “我们这里每片田塍都种上杂粮,大伙还开荒辟岭呢。以前整年做牛做马,还是衣食无着落;现在分了田地,我们的柴米油盐都不用愁了。”区苏维埃主席又补充道。
    毛泽东越听越兴奋,他又继续发问道:“合作社好吗?”
    “合作社最好!方便了大伙,又节省了劳力,我们还可自愿入股,赚钱大家分。”
    事后,警卫员陈昌奉满怀敬意地对毛泽东说:“主席,乡亲们都说您是世界上最‘好问’的人。”
    毛泽东听了微微一笑,弹去手头燃尽的烟蒂,平静地说:“搞调查嘛,自然要多问几个为什么:一问不明可再问嘛,再问不明还可三问嘛,直到问明,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为止。凡事都要多问和多思考。我们进行调查研究,并非只是占有材料,而是要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在毛泽东的倡导和带动下,到群众中去作实际调查成为苏区干部一种普遍的风气。
    虽然建立了调查统计机构,有大量统计数据报上来,但毛泽东仍然亲自作了许多详细调查。正如他在《兴国调查》中所说:“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像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即是说,如果没有到现场去看一看,只凭几个数据,仍是不可能对真实的情况有透彻的了解,或者说,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从寻乌调查到苏区调查统计机构的设立,中央政府统计调查事业逐步形成了一种成熟的模式,提供了大量统计资料,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汗马功劳;统计调查机构得到逐步完善,为新中国统计事业的奠基打下了良好基础。
    从寻乌到兴国,再到瑞金,调研采访组一路追寻着毛泽东调查研究的足迹,追寻到新中国调查统计的发端和渊源,这就是毛泽东在苏区为中国统计打下的根基。毛泽东的苏区调查精神,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中国统计人学习借鉴。毛泽东的苏区调查精神,仍将激励今天的中国统计人在调查统计中,“深入实际、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科学严谨、认真细致”,为中华民族的崛起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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