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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从实际出发,做第一等工作”_中国信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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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4年06月06日 09:13:57

“一切从实际出发,做第一等工作”

——重温毛泽东苏区调查精神系列报道之兴国篇
■  本报记者 彭嘉陵 鄢来雄

    “小小兴国县,将军一大片”,“万里长征路,里里兴国魂”。
    如果说中国革命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书,那么兴国就是一个无法越过的章节。兴国人当红军的多,牺牲的也多;兴国为中央苏区创造了许多好的经验……
    毛泽东在创建中央苏区近6年时间里,除在瑞金居住时间较长外,就赣南苏区而言,兴国是他到过次数较多的一个县。初步统计,大概有六七次。兴国也是毛泽东从事农村调查活动最多的地点之一,毛泽东在兴国作了多次调查,写下了《兴国调查》和《长冈乡调查》等经典著作。毛泽东认为:“要争取和依靠农民,就要调查农村。”
    上篇 兴国调查
    “八个家庭的观察”,深入“聊天”中了解情况
    1930年上半年,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中央根据地,发展十分迅速。党内一部分领导同志就此骄傲起来,把马列主义理论教条化,凭借“本本主义”指导实际工作,不切实际地命令红军“攻打大城市”,强迫农村发动“武装暴动”……面对这些脱离实际的瞎指挥,毛泽东非常苦恼。继在寻乌对城市工商业者进行调查之后,他一直寻找机会围绕土地革命这一中心问题作农村调查。
    1930年10月29日,在新余县的罗坊镇,时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兼前委总书记的毛泽东,通知彭家洲新兵接待站兴国红军预备队傅济庭营长,找到兴国县永丰区各个乡村的农民红军同志,到总前委驻地开会。傅济庭在全营挑选了李昌英、温奉章、陈侦山、钟得五、黄大春、陈北平、雷汉香7人,加上自己共8人到会。会议开了一个星期,即著名的“兴国调查”。因此可以说,“兴国调查”其实是在新余进行的,调查的是8个来自兴国的农民红军。因此,这个调查最初也被称为“八个家庭的观察”。
    调查是以开调查会的形式进行的,对8个家庭生计情况和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开展调查。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毛泽东一开始就说是叫大家来“聊天”的,看似随意地问过每个人的姓名、年龄、成份、职业、文化程度和家庭人口、家中田地山林、欠不欠债等问题,大家逐一作了回答。
    头两天的调查谈话,边问边答,有说有笑,就像拉家常。因为正好刚过中秋节,毛泽东还派人买了些果物招待大家。大家磕着瓜子,剥着花生,品着茶水,吸着毛泽东发给大家的自制烟卷——用废报纸卷成的喇叭筒香烟,拘谨的心情和紧张的心理很快就消失了。
    调查会正式开始时,毛泽东说明了开调查会的目的意义、要求和希望,提出了调查纲目。由此启发大家踊跃发言,集思广益。
    毛泽东调查了农民受地主剥削的情况。接着,毛泽东询问了各个乡有多少贫农、雇农、中农、富农和地主,土豪劣绅杀了多少,逃走了多少,甚至连游手好闲、算命卜卦、拐脚瞎眼的人数都作了统计。贫农、雇农、中农等阶级在土地革命中各自都得到哪几种利益?大家回答毛泽东的问题,有时是你一句,我一句,大家凑情况,有时是推荐一个代表作中心发言,综合大家的意见来汇报。
    调查会每天开两到三次,有时开到深夜。所得出的结论,都是由毛泽东事先提出来,征求8人同意之后,再记在本子上的。
    从八到N,摸清各阶级和土地革命的基本情况
    通过对8个家庭情况的调查,毛泽东了解到,地主和富农以6%的人口占有80%的土地,其中富农占有30%的土地。
    因此,毛泽东认为:许多地主和富农坚决反对土地革命;中农在土地革命中得到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贫农分得了土地,分了山,废了债,取得了政权;雇农是农村最苦的一个阶级,劳动时间长,没有家室,生活困难。若不平分富农的土地,多数人土地不足的问题便难以解决。他说:“得出的结论只有两个字:革命,因而也益增强了革命的信心,相信这个革命是能够获得80%以上的人民拥护和赞助的。”
    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中得到了旧中国土地关系的基本概念,明确了土地斗争的紧迫性、重要性和必要性,找到了唤醒农民参与革命的兴奋点。进一步明确了在斗争中依靠谁、团结谁、孤立谁、打击谁,为各级苏维埃制订政策、执行政策找到了依据,从而引导根据地土地斗争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毛泽东认为,“没有这种调查,就没有农村的基础概念”。他在1941年回忆说:“贫农与雇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那时才使我知道贫农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通过“兴国调查”,毛泽东了解到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认识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关键作用,印证了他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主张和科学论断。
    调查中,毛泽东还询问了苏维埃政府、农村军事化及发展的状况。通过调查,检验了苏维埃土地斗争的政策,发现并纠正了土地斗争中的一些错误。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中指出:“手工业工人不应分半田,而应分得与农民同等数量的土地。”“本钱在50元以下的商店受到严重的打击,是当地过左政策的结果,应当纠正。”
    他在《兴国调查》中还发现了革命初期政府工作人员的几种弊病:官僚主义,摆架子,不喜欢接近群众,政府委员由少数人定了算,代表大会选举只是形式,等等。
    《兴国调查》全文3万余字,是毛泽东仅次于《寻乌调查》的最翔实的调查报告,具体包括7个方面内容:8个家庭的观察,本区旧有土地关系,斗争中的各阶级,现在土地分配状况,土地税,苏维埃,农村军事化。可以看出,报告主要是围绕当时红军面临的各阶级、土地状况、苏维埃政权的建设等展开。内容也是非常详尽,有事实,有分析,有判断,有结论。
    他以永丰区作典型,对根据地各个阶级在土地革命前、土地革命中、土地革命后各个时期的政治地位、经济状况、生产生活及其对革命的态度和表现,作了全面具体的陈述和分析。
    “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
    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中再次论证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认为:“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像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
    毛泽东作兴国调查,其方法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之处。比如,当人们知道了兴国调查是在新余的罗坊进行的,便不禁要问:为什么不调查新余的人,或者就地找罗坊的人,搞个“新余调查”?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一文前言里解释说:1930年10月,红一方面军从打长沙回到江西,打到吉安,兴国送了许多农民来当红军。我趁机作了这个调查。那又为什么选择永丰区的红军家庭?毛泽东解释说,永丰区位于兴国、赣县和万安三县的交界,全区有四个乡,了解清楚这个区的情况,整个赣南地区的土地斗争也相差不远。这说明,毛泽东搞调查,地点、人员都是有所选择的,并非碰到什么是什么,而是要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而定,视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定。尽可能根据调查内容所需,寻找合适的人员。
    在调查中,毛泽东对每个家庭了解得非常详细。其中包括全家人口,都有谁,每人年龄,有无文化,能否下地干活,平常靠什么维持生活,是否欠债,愿不愿当红军……可以说是巨细靡遗。特别是对每一户家庭都专门提到“今年三月分田”分到多少,可以看出,这是毛泽东此次调查的重点。也就是说,毛泽东搞调查不是随随便便泛泛而搞的,而是有所选择,奔着主题去弄清某些问题的。
    毛泽东对8个家庭的调查之详细,几乎是为每个家庭写了“传”。为何要如此详细?可否把8个家庭的情况大致了解一下后写一个总体情况的介绍?今天我们很多人搞调查就是这么做的,可以说是浅尝辄止,蜻蜓点水。相比之下,毛泽东搞调查却是如此详细、深入,所以他才能通过8个家庭的调查,真正了解到兴国县或周边地区农民家庭的普遍的真实情况。
    毛泽东凡作调查,目的都非常明确,针对性也很强。《兴国调查》不仅分别写了8户农村家庭,在第三章《斗争中的各阶级》中,毛泽东还专门对兴国的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手工工人、商人、游民8个阶层的人,分别进行了深入详细的解剖分析。在第四章《现在土地分配状况》中,分别对分田地、分山林、分池塘、分房屋、公田、分田数量进行了专门调查分析。这样一来,兴国各阶级、土地分配的整体情况就跃然纸上,基本清楚了。
    那么,毛泽东是如何获得如此详尽的情况的呢?关于调查方法,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一文前言中说:“下面的材料(指调查的具体内容——编者按)是这样得来的:由我提出调查的纲领,逐一发问并加讨论;一切结论,都是由我提出,得到他们八个同志的同意,然后写下来的。有些并未做出结论,仅叙述了他们的答话。”这与寻乌调查相同,反映出毛泽东一贯的调查作风——认真细致,求真务实,核实清楚,不是想当然,不愿模棱两可,不要似是而非。
    下篇 长冈乡调查
    白天与群众一起劳动聊家常了解情况,晚上开调查会研究问题
    1933年11月,国民党纠集50万重兵,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革命大“围剿”。由于连年战争,苏区境内已经呈现“民穷财竭,兵员不继”的现象,苏维埃政府发布的经济建设公债、扩大红军号召,在一些区乡得不到响应,直接影响了革命战争的进行。在这种情况下,赣南苏区不少县、乡苏维埃政府的干部片面强调“中心任务”,只顾扩大红军、筹粮筹款,却忽视了群众的生产、生活,因而支前工作反而上不去。
    苏区内能否征集到革命战争所需的兵员?苏区经济能否支持长期的革命战争?苏区群众对待苏维埃政府的真实态度到底如何?这些问题困扰着毛泽东,他一直在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此时,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紧张筹备之中,以上问题也正是这次会议所要讨论解决的。
    与此同时,兴国县长冈乡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却做得有声有色,群众踊跃参军,踊跃捐粮捐款,“扩红”工作更是走在前列。毛泽东决定抓住长冈乡这样一个典型,对苏区经济状况和苏维埃基层组织的战斗力进行深入调查剖析,从而估量整个苏区能否支持反“围剿”战争,并采取相应的战略。
    1933年11月8日,毛泽东率领临时中央政府检查团,一行十几人,从瑞金来到兴国县长冈乡。从瑞金到长冈,约150公里,现在坐火车快车仍需要3小时左右。可以想象,当年只有山路,最多是马道,他们在路上至少需要走两三天。他们带着被褥、蓑衣和简单的生活用品,一路翻山越岭,风尘仆仆到来。当时,一行人就住在列宁小学楼上,所有男同志打地铺。老乡抬来几块门板,准备给调查组的同志当床铺用,也被毛泽东坚决地退回去了。他担心老乡家里没有了大门遮风挡雨,影响他们休息。
    下午一到达,他们就通知乡苏政府组织乡和村干部晚上开座谈会。晚上8时许,在列宁小学教室里的一张八仙桌上,来自长冈乡的8位乡村干部,团团围坐,参加了毛泽东召开的小型调查会。会上大家踊跃发言,七嘴八舌,气氛热烈。毛泽东对长冈乡政权建设、扩大红军、行政区划、经济建设、文教卫生和群众生活等19项工作作了详细调查。会议一直开到11时。
    接下来的一周时间,毛泽东和调查组一行,白天跟群众深入农户和田间地头,一起搞生产,晚上跟干部一起开调查会、研究问题,或对苏区干部群众个别访问,推心置腹地谈心,面对面交流,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在位于兴国县长冈乡长冈岭的“毛泽东长冈乡调查纪念馆”里,记者看到当年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时的部分还原画面,其中一幅就是毛泽东深入田间地头,在花生地里一边和农户一起劳作,一边聊天了解情况的场景。
    长冈乡密切联系群众,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的基层政权建设经验令毛泽东印象深刻。“村委会是苏维埃工作发展到高度时的很好的创造”。毛泽东充分肯定了长冈乡的基层政权建设经验:“长冈乡代表会议有许多好的创造,如常委会、值日代表、代表领导居民、检查制度等,都是别地可学习的。”
    调查还发现,长冈乡苏政府坚持群众路线,充分依靠和放手发动群众参加经济建设,搞好农业生产,成效显著。长冈乡粮食增产,“蕃薯、豆子均比去年增加四成”,“油多有余”,“花生比去年好”,全乡人民的生活得到明显改善和提高。
    《长冈乡调查》2万多字,是目前保存的毛泽东仅次于《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的翔实的调查报告。《长冈乡调查》有20个具体内容,归纳起来为民主建政的方方面面。属于政治建设的有:政治区划、工人成份和贫农团组织、代表会议制度、乡苏维埃政府机构、村苏乡苏选举、地方部队情况;属于经济建设的有:劳动力的调剂与合作社运动、推销公债、群众生活状况;属于社会建设的有:文化教育、卫生运动、社会救济、妇女儿童、宣传队和革命竞赛等。
    毛泽东通过这诸多方面的调查,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描述,了解到长冈乡“有许多好的创造”,对长冈乡苏维埃政府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赞扬,称之为“苏维埃工作的模范”。通过调查,毛泽东找到了发动群众支持革命的方法。
    长冈乡调查,让毛泽东认清了苏区乡村人口和经济的真实状况,为反“围剿”战争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他从长冈乡看到了群众对战争的承受能力已接近极限。调查后不久,他就向中央军委建议,中央红军应该北上出击,越过敌人封锁线,把主力兵团打到富庶的江浙一带去。
    要做深入的专题调查,解剖城市和乡村,不要“老爷”式的调查
    长冈乡调查,让毛泽东发现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基石应该放在乡一级政权。因为乡苏政府既是群众生产活动的组织者,也是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领导者。因此,毛泽东在第二次全苏大会的报告上提出:“要造成几千个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也正是因为长冈乡调查,后来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也一直注重基层政权的建设。
    可以说,长冈乡调查是毛泽东专程从瑞金赴兴国作的专题调查,是为了弄清楚当时苏区面临的一些问题而进行的专题调查,也是为二苏大报告而作的专题调查,是为了总结和推广基层工作经验作的调查。
    1934年1月21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两个半天的报告,报告2万余字,题目是《关心群众生活 注意工作方法》,其中很多内容就来自于长冈乡调查。
    社会调查分析方法的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调查结论的正确与否。只有亲自出马进行调查,才能掌握一手情况,只有与群众在一起,才能与他们拉近距离。因此,毛泽东根据多年来丰富的调查实践经验提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
    后来,毛泽东提及长冈乡等调查时说:“那些调查都是我亲自出马的系统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他说:“我找的是乡级工作的同志和普通农民,给他们当学生,采取同志式的恭谨勤劳态度,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逐渐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意,把你当做好朋友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群众不讲真话,不怪群众,只怪自己。”
    长冈乡调查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影响很大。毛泽东对这次调查记忆深刻。1965年他重读《长冈乡调查》时作了两段长长的批注。一段是关于工人和农民的关系,一段是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这两段批注,连同《长冈乡调查》全文,如今被长冈乡人镌刻在长长的石碑墙上,远远望去,蔚为大观,格外醒目,令人震撼。
    兴国县统计局局长黄世明表示,我们务必从中汲取营养,像毛泽东那样,亲自作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把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作为我们统计工作永远的追求!努力创造“第一等的统计工作”。
    《兴国调查》和《长冈乡调查》虽已成为80多年前的历史,但毛泽东的调查精神和调查方法,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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